根据黄艳和安树伟（2022）对我国都市圈的识别，沈阳都市圈以沈阳为核心，辐射半径达100km，包括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和鞍山6个地级市，属于发育期都市圈。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阜新与沈阳山水相连、人缘相亲，自2001年沈阳对口帮扶阜新以来，两市的对口合作不断深化；同时，随着京沈高铁建成通车，作为东北连接京津冀的桥头堡，阜新迈入了沈阳“一小时交通圈”范围内，与沈阳的联系日益紧密。因此，本文将阜新也纳入沈阳都市圈范围，即沈阳都市圈包括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和阜新7个地级市，核心城市为特大城市沈阳。2022年，沈阳都市圈总面积6.99万km²、常住人口2100.8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3641.20亿元。

（一）经济平稳增长，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仅选取2016～2022年相关数据，对沈阳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2016～2022年，沈阳都市圈GDP和人均GDP分别从10304.10亿元、46927.85元增加至13641.20亿元、64932.72元，且人均GDP始终高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图1、图3）。但是，沈阳都市圈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在辽宁、东北地区以及全国的地位不断下降。2016～2022年，沈阳都市圈GDP占辽宁、东北地区、全国的比重分别从50.53%、24.12%、1.38%下降至47.08%、23.54%和1.13%。2022年，沈阳都市圈各城市人均GDP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除沈阳和本溪外，其余城市人均GDP均低于辽宁平均水平；抚顺、阜新和铁岭人均GDP甚至低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同时，沈阳都市圈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都市圈核心城市沈阳GDP占都市圈的比重均超过50%，达都市圈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远高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2022年，居第一位沈阳的GDP较居第二位鞍山占沈阳都市圈的比重高出42.76个百分点。2016～2022年，核心城市沈阳GDP占都市圈的比重由53.83%上升至56.42%；阜新和辽阳GDP占都市圈的比重略有上升；而其余城市GDP所占比重普遍下降，都市圈内城市经济总量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图2）。从人均发展水平来看，沈阳都市圈城市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而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16～2022年，都市圈人均GDP的极差由44670元增加至51597元，但以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衡量的相对差距分别由3.01、0.36下降至2.58和0.31，人均发展水平相对逐步趋于均衡。

（二）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国有企业比重较高
2016～2022年，沈阳都市圈产业结构从7.77∶39.01∶53.22调整为7.25∶39.20∶53.55，均表现为明显的“三二一”结构。采用付凌晖（2010）的方法计算沈阳都市圈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该指数呈现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图4）。2016～2020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由6.89上升至6.97。但2020年之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都市圈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下降，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有所降低。都市圈内各城市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型特征。其中，铁岭和阜新第一产业比重明显高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2022年，铁岭和阜新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达24.28%和22.23%。抚顺、本溪、辽阳则表现为明显的“二三一”结构，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城市。2022年，抚顺、本溪、辽阳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49.96%、50.38%与45.23%。而沈阳和鞍山则以第三产业为主，比重均超过50%。根据《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和《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沈阳都市圈除核心城市沈阳外，均属于老工业城市或资源型城市。尤其是阜新和抚顺为衰退型资源城市，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重要压力。同时，沈阳都市圈工业企业仍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比重较小，且尚未形成完善的企业激励制度（安树伟，李瑞鹏，2018）。在市场化环境下，相对缺乏经济活力。2021年，沈阳都市圈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为57.23%，而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为56.49%，小于资产所占比重，本溪、铁岭、阜新三地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甚至出现负值。

（三）居民收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2016～2022年，沈阳都市圈居民生活富裕水平不断提升，各城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核心城市沈阳增长幅度最大，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38995元、14385元增长至51702元和22352元。同时，都市圈各城市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核心城市沈阳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幅度最大，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6年的2.71∶1下降至2022年的2.31∶1（图5）。

（四）人口不断减少，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第一，沈阳都市圈人口负增长明显。2016～2022年，沈阳都市圈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均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分别由2195.7万人、2111.8万人下降至2100.8万人和2064.2万人（图6）。总体来看，沈阳都市圈常住人口数量大于户籍人口数量。但是，细分城市来看，2022年都市圈内仅沈阳和鞍山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其余城市户籍人口数量明显高于常住人口，说明人口外流较为严重。第二，沈阳都市圈已进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沈阳都市圈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17.36%，远超全国水平。其中，抚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20%，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第三，沈阳都市圈高层次人才外流严重，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率较低。根据《东北大学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1年东北大学留在辽宁就业的毕业生比重仅为28.1%，远低于同类型其他985大学的本省就业率。

（五）都市圈首位度较高，“中心—外围”结构特征明显
从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来看，2021年沈阳都市圈的12个城市中，有特大城市1个、Ⅱ型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3个、Ⅰ型小城市3个、Ⅱ型小城市3个，缺乏Ⅰ型大城市。其中，沈阳城区常住人口占都市圈的比重为48.98%。城区常住人口是位列第二名的鞍山的4.18倍，都市圈首位度较高（表1）。结合2021年沈阳都市圈的夜间灯光数据可以看出，都市圈呈现出沈阳和辽阳“一主一副”的空间格局，但除沈阳和辽阳以外其余城市夜间灯光数值显著下降，未有明显节点城市出现。都市圈内尚未形成一体化发展趋势，“中心—外围”结构特征明显（图7）。

沈阳都市圈在东北地区和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实现国家新型工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东北全面振兴的增长极
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全国地位持续下降（陈耀，2017）。因此，实施新时代东北振兴战略，实现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刻不容缓。2021年9月，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纳入国务院批复的《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沈阳都市圈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核心城市沈阳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东北经济中轴线的中心。核心城市沈阳100km范围内集聚了众多大中小城市，城市彼此之间山水相连、人缘相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区位优势明显。从人口和经济总量来看，沈阳都市圈集聚人口与经济能力较强。2022年，沈阳都市圈以占东北8.64%的面积，集聚了21.78%的人口，创造了23.54%的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发挥经济、人口等方面的核心优势，沈阳都市圈能够形成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源和增长极。

（二）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的先行区
沈阳都市圈位于东北亚的几何中心，是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的先行区。一方面，沈阳都市圈不断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都市圈内已设立了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核心城市沈阳不断深化中德、中日、中韩等合作平台建设，高水平加速打造中德（沈阳）高端装备产业园、沈阳万科中日产业园、沈阳中韩科技园等合作平台。另一方面，沈阳都市圈不断建设对外开放通道。在航空方面，沈阳已明确提出高水平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在陆路方面，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2023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沈阳）开行398列；在海路方面，加快与大连港、营口港联运建设；在网上通道方面，全面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2022年，京东东北中心仓、菜鸟东北中心仓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23亿元，在商务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评估中获东北地区最好成绩。未来，沈阳都市圈应进一步利用其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紧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的机遇，更高水平建设开放平台，全方位拓展对外开放通道，形成都市圈开放发展新格局，打造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新高地。

（三）国家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
沈阳都市圈工业实力雄厚，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同时不断加快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截至2023年11月，沈阳都市圈已成功举办5届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拥有辽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鞍山经济开发区、铁岭经济开发区、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抚顺经济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共10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集中于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钢铁、石油化工、新材料等新兴和优势产业。其中，沈阳市“工业互联网·沈阳中德装备产业园、和平区、沈北新区”示范基地是东北地区首个工业互联网领域示范基地。未来，沈阳都市圈应以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发挥示范基地的引领作用，推动都市圈各城市主导产业影响力持续增强，并依托各城市产业特色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链，构建都市圈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优化空间结构
沈阳都市圈仍应不断优化空间结构，构建“一核六副多节点、一廊两轴”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核”即为核心城市沈阳。沈阳是引领沈阳都市圈发展、实现东北振兴的重要增长极。应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城市品质，加快“一枢纽、四中心”建设。其中，“一枢纽”为国家现代综合枢纽，“四中心”为国家先进制造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与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不断增强沈阳对整个都市圈及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六副”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和阜新6个副中心城市，与沈阳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共建产业园区，同时发挥好沈阳都市圈联动其他都市圈与国家战略的作用。“多节点”即指新民、海城、灯塔、调兵山、开原等小城市和县城。在中心节点基础上，持续壮大县级市及县城发展，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网络化的城镇体系。

“一廊”是指浑河生态廊道。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共同编制浑河生态环境建设专项规划，建立污染治理和应急处置年度会商机制以及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强“一河两岸”生态环境建设，加快沿河两岸水环境综合治理，探索绿色发展路径。“两轴”是指沈（阳）大（连）发展轴与（北）京沈（阳）发展轴。其中，沈大发展轴涵盖都市圈内沈阳、铁岭、辽阳、鞍山等城市，向南延伸至大连，向北延伸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是振兴东北的重要轴带。京沈发展轴是都市圈积极对接京津冀、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转移的重要轴线。

（二）构建全产业链深度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是都市圈发展的关键，沈阳都市圈应构建全产业链深度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一，加快老工业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沈阳都市圈含有众多老工业城市与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形成了明显的资源“路径依赖”。一方面，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在加快传统资源型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接续产业和培育新的优势产业等方式逐渐降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李虹，邹庆，2018）。另一方面，加强科技创新，充分利用圈内高校、科研院所等教育资源，加快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与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各类创新要素在都市圈集聚，从而加强沈阳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以全产业链深度协作为纽带强化都市圈的产业分工。沈阳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要重点构建先进制造业完整产业链，加快汽车产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机器人产业集群、民用航空产业集群等战略性创新集群建设，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中心。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等大中城市要积极打造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载体，分别重点建设钢铁产业、化工冶金产业、医药和健康产业、铝合金精深加工产业、优势农产品及深加工产业、新能源产业等（韩茉，张雪娜，王晨，2021）。新民、海城、灯塔、调兵山、开原等小城市和县城离中心城市较远，需增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着重发展一般性制造业和零部件加工。

（三）继续深化改革
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深入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优化国有企业治理、激励等市场化运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使其成为行业龙头，不断增强国有企业在沈阳都市圈的竞争力。二是积极发展民营与外资企业。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增强民企外企的市场活力，形成民企外企与国企竞相发展的局面。尤其要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在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组整合，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协作配套，积极主动地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刘海军，张超，闫莉，2023）。三是促进市场一体化改革。应尽快建立一体化的产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促进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城市之间高效双向流动，实现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

（四）加强区域联动
第一，都市圈内，强化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积极推进沈（阳）抚（顺）同城化、沈（阳）本（溪）一体化、沈（阳）铁（岭）一体化、沈（阳）辽（阳）一体化、沈（阳）鞍（山）一体化、沈（阳）阜（新）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沈（阳）抚（顺）改革创新示范区与沈（阳）本（溪）新城；强化外围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沈阳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第二，加快建设沈大创新协作走廊，加强与大连都市圈的联动发展。需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积极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转移，辐射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发展，发挥京津冀联通东北的引领作用。第三，沈阳都市圈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参与“中日韩+X”模式，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走廊建设，加快与蒙古、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一）优化都市圈营商环境
沈阳都市圈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简化工商登记、行政许可等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法律政策环境上，要提高市场透明度。充分利用现有数字技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政务的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李志军，张世国，李逸飞等，2019）。此外，各地方人大要开展沈阳都市圈优化营商环境协同立法，以破除都市圈内城市间的市场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流动。

（二）完善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重点是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破除都市圈内产品和要素流动的有形障碍。一方面，统筹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打造互联互通的网络化轨道交通运输体系。加速推进沈（阳）（长）白（山）高铁、沈（阳）丹（东）铁路外迁工程建设；畅通各城市交通微循环，规划建设沈（阳）抚（顺）、沈（阳）铁（岭）、沈（阳）本（溪）、沈（阳）辽（阳）鞍（山）城际铁路，建设沈（阳）辽（阳）、沈（阳）新（民）、沈（阳）康（平）市域（郊）铁路，带动沈阳都市圈重点城镇发展；加快沈阳地铁建设，积极发挥城市轨道对于都市圈通勤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结合临空经济区建设，提质扩容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枢纽能级，将沈阳建设为国际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

（三）培养吸引高素质人才
深入实施“人才强圈”战略，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把人才优势转化为都市圈发展新动能。一方面，着重培养高素质人才。应统筹教育资源的圈内配置，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增强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加强校企合作，聚焦先进新兴制造业产业链，优化都市圈内职教体系和专业结构，培养与产业发展、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深化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实现都市圈人才资源合作共享。另一方面，通过出政策、搭平台、优服务等方式，吸引高素质人才（李迎秋，张年国，李彻丽格日，2022）。应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为优秀人才提供税收优惠和购房补贴等激励措施，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沈阳都市圈。同时，应增强高水平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尽可能为人才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